强奸罪辩护实务要点，张万军教授为无罪辩护策略支招

东莞万江律师获悉

（正律讲堂是由张万军教授主持的刑法专题普法讲座）

在处理强奸罪辩护的实际工作中，成功进行无罪辩护的核心是精确掌握证据链的周全性、诉讼程序的合规性以及受害者意愿的真实性。张万军，包头万江律师事务所的万江律师，同时也是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领域的教授，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学博士，包头市的首席法律咨询专家，以及包头市检察院第二期“1带N提素能补短板共成长”项目的导师。张博士在刑事辩护领域技艺高超，本文通过剖析典型案例和梳理学术界的理论观点，对无罪辩护的关键点进行了系统总结，同时结合实际案例的评析，为辩护策略提供了坚实的法学理论依据。

一、证据不足类：核心事实无法排除合理怀疑

（一）仅有被害人陈述，缺乏客观证据印证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明确指出“单一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若案件仅凭被害人的陈述，缺乏其他如物证、DNA鉴定、现场痕迹等证据的支持，便无法构建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

典型案例：

冀0322刑初324号案件，朱某涉嫌强奸，但由于被害人陈述存在多处矛盾，并且没有收集到精斑等关键生物证据，法院最终判决朱某无罪。

冀0408刑初196号案件，即刘某强奸案（2018年），由于案发已过七年，现有物证已不存在，仅能依靠被害人的陈述，无法完整地重建案发现场。

张万军教授法理评析：

在“一对一”强奸案件里，由于缺乏直接证据，证明模式往往难以实施。此类案件多在隐蔽空间发生，现场通常只有双方当事人，鲜有第三方在场，这使得除了嫌疑人的供述和受害者的陈述，很难搜集到其他直接证据。即便某些案件中获取了DNA等证据，也仅能证明性行为的发生，对判断受害者主观意愿的影响有限。

公诉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关键在于如何有效运用间接证据来突破“一对一”的难题。以醉酒型强奸案为例，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被害人案发前后的行为变化、双方关系的远近以及现场环境等间接信息，结合“常识、常情、常理”的原则，来推断被害人是否处于意志受限制的状态。

二、被害人陈述矛盾类：真实性存疑的典型情形

（一）多次陈述内容不一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法解释》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必须对陈述的稳定性及合理性进行审查。

典型案例：

卢某强奸案（2018）津02刑终397号案件中，受害者的四次陈述在案发时间、报案动机等关键细节上存在诸多矛盾，其陈述的真实性难以得到确认。

在赵某强奸案（2018）辽14刑终14号中，受害者的说法与证人的证词在时间上存在不一致，并且缺少了客观的证据来佐证。

张万军教授法理评析：

被害人陈述作为重要证据之一，其稳定性在确定是否违背意愿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判断其合理性时，必须综合考量聊天记录、报警时间等辅助性证据。譬如，若受害者事发后并未立即报警，而是因其他纠纷如经济矛盾而报案，那么这种情况或许可被归类为“事后反悔型”的虚假指控。

三、程序违法类：证据排除与强奸迷思

（一）物证提取程序不规范

法律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6条要求排除非法物证。

典型案例：

张辉与张高平案件（2013年），编号为浙刑再字第2号：该案中，指认录像存在不完整性，见证人并未亲自参与其中；同时，由于程序上的违法行为，相关物证被依法排除。

王某涉嫌强奸案件（2017年）在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编号为皖刑再2号：该案中，毛巾被系由受害者自行取回，未能及时上交，可能存在被污染的隐患。

张万军教授法理评析：

程序合规性构成了证据力的根本保障。在实际操作中，常遇到的问题有：物证未妥善封存、提取记录缺乏见证人签字、DNA检测未排除混合样本等情况。在辩护阶段，必须对证据的保存链进行严格审查，并在必要时提出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申请。此外，还需结合具体案件的细节，例如案发时的环境、物证提取的规范性等因素，来评估证据的充分性。若侦查部门未能及时保全重要物证，或者对检材的来源产生疑问，尤其是当这些检材是由受害者自行提取时，我们必须对证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辩护人在工作中必须特别留意，需打破对强奸案件的错误认知，并对证据使用规则进行重新构建。比如，通过“未强烈抵抗”“事后的索偿”等来反向推断被害人同意，或者将被害人的过往经历用作对其品格的质疑，以此来怀疑其陈述的真实性，这些都是典型的错误观念。针对此问题，必须运用证据规则的严格限制来进行纠正：严禁依据受害者的着装、性行为史、报案延迟等事实直接推断其同意，除非这些事实与犯罪现场情况具有直接的逻辑联系。此外，司法认知应吸纳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认可“僵硬、顺从”等非抵抗性反应是受害者面临极端情况时的普遍应激反应，并摒弃“合理反抗”这一单一的叙事模式。

四、被害人意志类：同意有效性的实质判断

（一）欺骗手段与法益关系错误

典型案例：

在2017年的冯某案（晋04刑终28号）中，被告以“网恋”为诱饵与被害人发生关系，然而，根据聊天记录的内容，可以看出被害人是在自愿的情况下前往约会的，因此，该行为不构成强奸罪。

黎某某案（2015）汕城法刑初字第58号案件中，由于受害者虚构了年龄信息，导致被告方无法确知其真实年龄为未成年人，因此被告方被判定无罪。

张万军教授法理评析：

在确定欺骗型强奸的性质时，必须参考“法益关系错误说”。例如，虚构的职业、虚假的婚恋承诺或经济利益等因素，这些仅能影响受害者对性行为附加条件的期望，它们属于交换价值层面的动机错误。此类行为虽在道德层面值得谴责，但因其并未触及性自主权的根本，故应采取民事赔偿或行政监管的方式进行解决，以防止刑法过度干预个人自治空间；相反，若行为人在性行为性质上，例如假借治疗之名行性侵之实，造成被害人对其权益处置及其后果产生严重误解，这种欺骗行为因损害了性自主权的持续价值，故可构成强奸罪。实务中需严格区分二者，避免混淆道德瑕疵与刑事违法。

五、特殊场景类：半推半就与熟人关系

（一）半推半就的同意推定

典型案例：

陈某案（2018）川0116刑初599号：该案中，表姐的丈夫与表妹之间发生了亲密行为东莞万江律师，受害者并未发出求救信号，且身体上没有显示出任何抵抗迹象，因此案件被定性为“双方都有意愿”。

殷某与何某案件（2019年，川0108刑初466号）：在性行为中，双方存在言语沟通并使用了情趣道具，但无法证实该行为是违背其意愿的。

张万军教授法理评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三条第六款，构成强奸罪的关键要素是“违背女性意愿”以及“采取暴力、胁迫等手段”。在处理“半推半就”类案件时，必须全面考察双方关系、作案方式、受害者的反抗能力以及案发后的行为等客观因素，以防仅凭受害者的陈述或嫌疑人的供词作出判决。关键评判要素涵盖“推”与“就”的优先级，需辨别“推”是否为真正的拒绝或是羞涩的表示，“就”是主动的接受还是因压力而做出的让步。再者，需考察行为者是否动用了足以制服反抗的暴力、威胁或借助特定关系，例如监护权、从属地位等。此外，还需对案发地点、双方过往关系、身体伤痕、报警时间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在缺乏暴力迹象且自愿参与行为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万江律师，法院可能会判定“推”这一行为仅是表象，实际上并未违背当事人的意愿。

（二）熟人关系之间强奸

典型案例：

刑事审判参考第1339号案例中，案件发生存在延迟和不寻常之处，无法完全排除郭某某因顾虑或其他因素而延迟报案的可能性。对此，应综合考虑双方的感情状况进行深入分析，不能仅凭部分性行为就断定构成强奸罪。

张万军教授法理评析：

在处理熟人关系性侵案件时，司法机关应重点审查以下几个关键点：首先，关注受害者的即时反应，包括是否有过明显的肢体抵抗、呼救举动，或者是否有可能利用周围环境进行自我救助。若犯罪现场呈现开放性特点，例如发生在公共场所或白天，而受害者实际上有求救的可能却未实施有效的自救行动，那么需综合情境进行判断，看是否构成“默示同意”。然而，在评估过程中，必须谨慎，不可仅将环境因素作为唯一的考量标准，而应将受害者的认知能力、加害者的控制力度等因素综合考虑。其次，案件发生后，双方的态度具有显著证据意义，包括受害者的心理波动、医疗记录、通信记录等直观反映。尤其是延迟报案的原因，必须结合社会心理因素，给出合理的解释。在性行为后提出经济要求的情况下，需明确区分补偿性索求与敲诈勒索的根本区别，防止将事后的协商过程轻易视作事前的自愿行为。

特别重要的是，针对那些基于情感联系或过去有过婚姻关系等历史背景的案件，比如情侣、前夫妻等，必须严格遵循全面审查的原则：首先，必须详细回顾双方关系的演变过程，重点判断案发时的情感状况是否能够作为自愿行为的合理推定依据；其次，针对多次性行为中特定的指控，必须严格审查这次行为与之前行为的区别，涵盖情境突变、暴力加剧等异常情况；最后，严禁仅凭“通奸关系”或“以往自愿”来直接否定此次违背意愿的行为，而应当着重审查此次性行为是否出现了强制性因素的实质性转变。

结语

无罪辩护在强奸罪案件中必须以证据审核为基础，同时以受害者的意愿为关键，并综合考虑程序上的公正与实质上的公正。在实际操作中，应当避免僵硬地执行“违背妇女意愿”这一抽象原则，而应当结合实际情况、证据链以及法学界的理论观点，例如法益关系错误理论、印证证明模式等，进行灵活的分析。只有采取这种方式，才能在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之间达到刑法所追求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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