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贷养贷的苏鹏：工作遇压，消费冲动致倒霉的一天？

东莞万江律师获悉

（卢俊杰/图）

以贷养贷

今日又是不幸之极。年仅二十二岁的苏鹏，在与上司访问客户之际，手机不幸跌落，屏幕瞬间破裂。积压已久的郁闷情绪，沿着那道弯曲的深色裂缝，猛然爆发开来。

2020年，刚毕业的苏鹏在广东的一家新兴互联网企业找到了工作。由于公司业务和回款都面临压力，即便项目结款到手，老板也会先留出一部分用于偿还房贷和维持家庭开支，剩余的才考虑发放给员工。在发放工资时，老板的态度也有明显差异。在接下来的七八个月里，苏鹏的工资从未一次性全额发放。每个月的工资都被分割成多次发放，每次的金额从千余元不等，累计下来最多也不到3500元。

或许是为了缓解对上司的不满，或许是被“取悦自己”的消费潮流所推动，他也不甚明了究竟是什么复杂的内外因素交织在一起，经过一番曲折，最终激发了他的购买欲望。总之，过去一直使用两千元以下安卓手机的苏鹏，突然下定决心，决定购买一部全新的苹果手机。

挑战显现：在收入显著减少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以自我愉悦为核心的消费升级？答案就在眼前。

苏鹏生于1998年，正值消费金融领域蓬勃发展的时期。根据尼尔森在2019年底发布的《中国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超过八成的年轻人已开始使用信贷服务，其中约半数人将信贷产品视为日常“支付手段”。报告还指出，年轻人的债务与收入比例平均达到41.75%，而仅有13.4%的年轻人能够保持无负债状态。

在此之前，苏鹏对京东白条以及蚂蚁花呗等消费信贷产品有着深入的了解。这两款产品分别在2014年和2015年正式推出，以“先消费，后付款”为核心特点。起初，它们的使用范围仅限于平台内部，但之后逐渐延伸到了线上线下各种消费场景中。苏鹏主要将此类信贷产品应用于网络购物及实体店消费，而提现操作并不频繁，一般每隔两三个月才进行一次，每次提现金额大约在千元上下，因此他的还款负担并不重。

此次，为了迎合线下购买手机的需求，他选择了那家著名电商平台所提供的大额现金贷款服务，该服务的“快速放款、额度自由调整、便捷提现”等特点，正好符合了他的期望。该借贷产品的年利率高达23%，需注意，金融机构金融借款的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为年利率24%；而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则是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目前这一数值约为12.4%。

西南证券在2025年3月发布的《消费金融行业发展脉络梳理及投资分析》中指出，以苏鹏为代表的新市民群体，如进城务工人员、新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等，以及中低收入者和灵活就业者，构成了消费金融公司业务的主要目标客户。这类目标客户群体普遍存在收入不稳定、抗财务风险能力不强的问题，若遭遇经济波动或个人意外情况，便可能面临无法按期还贷的困境，因此，消费金融公司在设定贷款利率时普遍倾向于较高水平。

以某金融公司公开的产品资料为参照，到2023年年底，该公司的贷款产品年利率普遍落在7.2%至23.76%之间，特别是那些年利率介于15%至20%以及20%以上的贷款产品，其占比已经超过了总量的八成。

“23%”的年化收益率具体指的是什么，苏鹏并不清楚。当他看到“投入一万元，分摊至12个月，每月所获利息不过百元”这样的提示信息时，他并未产生任何迟疑。只需上传身份证，填写完学历及社保相关资料，1万元资金便能迅速到账。

调换岗位后，苏鹏的月收入攀升至超过一万元。受到网络上“消费越多，信用评分越佳”观点的激励，苏鹏重新启用了信用卡。那些被借贷机构用作宣传手段的“额度比拼”活动，也变成了不少年轻人私下在社交圈里暗中竞争的“尊严较量”。

网贷平台遍布各处，借款操作迅速到账，提供了即时的满足感；同时，结合灵活的分期还款和延后支付等设计，这些因素共同刺激了一部分年轻人群对于过度消费的欲望。在那个时期，苏鹏在购物时对价格的关注度降低了许多：他一次外出购物就能花费5000元，而为了在朋友面前有面子，请客吃饭又得花费1000元；若想观看演唱会，一个月内他便能观赏三四场，门票费用加上往返的交通费、住宿费等，单次的花销便高达两三千元……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信用卡额度先是超过了两万元，紧接着又超过了三万元。

苏鹏缺乏记账的习惯，宛如闭目走进了一条失去控制的传送带。到了2021年，他日常生活的常态已经变成了以借款来偿还其他借款。

月末信用卡账单高达一万多元，然而扣除房租和生活费后，工资仅剩三四千元。由于信用卡无法提现，为了避免逾期，只能求助于网贷平台。通常我会提前五到六天借款，金额在六千到一万元之间，以便在还款期限到来时填补缺口。一旦A平台不再提供贷款，便转向B平台。由于借款过程简便，苏鹏并未感到焦虑。至于下个月的还款计划，他打算到时候再行考虑。

然而，为了防止逾期，以借款来偿还债务的做法实则犹如饮鸩止渴。到了2025年1月，这位27岁的年轻人已经背负了近40万元的债务，每月的还款金额几乎达到了3万元。站在新的一年的门槛上，苏鹏目睹了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心中的慌乱突然变得强烈起来。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再继续借款，那个早已注定要到来的终点终于还是到来了。

网贷平台遍布各处，借款操作迅速到账，提供了即时满足感，再加上灵活的分期和延后付款的设计，这些因素共同刺激了一部分年轻人群对于过度消费的欲望。（卢俊杰/图）

一个黑了，接着全黑了

债务危机不仅蚕食着那些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同时也将不少中年人拖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

安茜，39岁，她的嗓音温润如水，带着一份平静中的坚定。她的丈夫比她大一岁，两人携手在广州购置了一套小巧的两居室。随着第二个孩子的到来，他们在佛山又增加了一处房产，一套120平米的三居室，总价220万元，首付比例达到了三成，这样的家庭结构正符合了中产家庭的典型特征。

夫妻俩在房地产销售领域耕耘了十余载，亲身经历了该行业一路向好的辉煌时期。2016年，我国房地产销售额成功突破2013年的最高点，刷新了历史记录。市场热度高涨，安茜的丈夫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投身其中，寻求财富的机遇。

经过深思熟虑，他当时32岁，选择留在地产公司担任销售总监，虽然收入颇丰，然而由于学历等因素的限制，未来的晋升可能会遇到阻碍；即便未来不遭遇排挤，很大概率在四五十岁时仍将停留在原地，最终可能被时代潮流所淘汰。与其届时陷入不利境地，不如趁年轻还有选择余地，勇敢地拼搏一番。安茜赞同她丈夫的决定，然而家中有两个孩子，一个尚在襁褓，另一个年幼，这让她明白自己必须承担起更多的家庭责任。经过深思熟虑，她最终选择辞去工作，成为一名全职母亲。

在安茜夫妇成功完成初期几个小项目之后，他们与合伙人敏锐地捕捉到了在广州天河区投资商业公寓的巨大商机。那时，政府规划了众多商业用地，公寓及商铺市场异常火爆，一些地段仅需百万元左右即可入手。众多同行纷纷摩拳擦掌，一旦遇到良机，便担心错过。在签署了与公寓业主方的包销对赌协议之后，他们毫不犹豫地投入了巨额资金，用于前期的广告宣传和外观改造。安茜身为三位股东之一，其配偶投入了200万元资金，这笔款项正是他们全家的全部储蓄。

然而仅仅过了半年，广州的土地市场便显现出降温迹象，并且在此后的整整一年中，这种冷清的趋势持续加剧。投资者的资金几乎化为乌有。为了弥补这一损失，公司不得不将业务重心从广州转移到佛山，并着手开展地产电销业务。这也标志着夫妻俩在银行开始大规模贷款的征程。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他们名下通过银行渠道获得的消费贷款、信用贷款以及房产抵押贷款等，累积金额已经超过了百万。然而，鉴于当时企业的经营状况相对稳定，逾期还款的压力并不显著。然而，自2020年下半年起，房地产市场进入了深度调整阶段。在此期间，房企的资金来源普遍减少。尤其是，随着多家地产龙头企业接连出现问题，连锁反应逐渐显现。在这种背景下，“一旦甲方出现问题，乙方就无法收到甲方的款项。对于我们这样的小公司，丙方和丁方更是难以收回款项。”

公司业务仍在稳步推进，为了确保“有后路可退”，安茜及其丈夫开始尝试申请小额贷款。在行业景气时期，银行争相提供贷款服务；然而，随着行业步入低谷，加之他们本身负债较重，银行的大门对他们紧闭，他们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找其他融资途径。他们既要承担员工的生活保障，也要维持自己的生活开销。一旦出现逾期，公司的未来运营必将遭受严重影响。

与以往在银行申请贷款不同，利率通常在7%至8%之间，而小额贷款的利率普遍从20%开始。某次急需资金周转时，在一位新入职某知名金融公司的朋友的推荐下，她没有仔细阅读合同内容，便急于签订了一笔高达近100万元的二次抵押贷款（注：这是在已将房产抵押并获得贷款后，若房产的市场价值超过所抵押债务的余额，该部分价值可再次用于抵押贷款）。

钱款在短短一周内便顺利到账，然而安茜在事后冷静下来后，方才意识到这笔贷款除了常规的利息外，还涉及所谓的“三费”——服务费、保险费以及担保费。这些额外费用使得利率直接攀升至接近30%。对于100万元的借款，每月还款额高达2万元，其中近九成都是用于偿还利息。

夫妻俩热切期待着行业形势好转，然而却始终未能如愿以偿。为了维系公司，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待到不得不放弃执着之时，已经陷入困境。起初，他们还打算先保住其中一人的信用记录，然而到了2023年中期，安茜的信用记录也彻底崩溃，“一人沦陷，紧接着所有人都陷入了困境。”

（卢俊杰/图）

托底与漏底

退无可退，苏鹏决定向父母坦白。

他并非打算让父母来收拾残局，他最忧虑的是一旦逾期，催收方可能会“泄露通讯录”（注：由于某些贷款合同中包含个人信息收集与使用的条款，催收方在逾期发生后会不分时段地通过电话或短信频繁联系借贷人的联系人，以此施压促使借贷人偿还债务）。若是父母最终得知此事，他希望这个意外的打击能由他自己来传达。

为了使父母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春节，他特意将坦白的时间安排在了元宵节之后的第一个周末。在拨打电话之前，他经历了长时间的内心挣扎，担忧父母能否承受这样的冲击。关于那场对话的具体内容，苏鹏已经不愿意再去回忆，“这并非一笔微不足道的金额，一旦提及，家庭关系多少都会受到损害。”

实际上，父母并不负有对苏鹏提供经济保障的责任。依据现行法律条文，除非父母在借款合同中作为共同债务人签字，或者作为担保人签订了合法有效的担保协议，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个体理应独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尽管在法律层面上“子债父偿”这一概念并不成立，但苏鹏的父母仍旧选择代他偿还债务。他们认为，仅凭他们微薄的收入，这笔债务恐怕得还到遥不可及的未来。“年纪轻轻，征信已经受损，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呢？”

三月之初，苏鹏的父母动用了他们多年的积蓄，帮他偿还了所有的债务。摆脱了利息不断攀升的噩梦，苏鹏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但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懊悔。在拿到债务清偿证明之后，他计划将这些贷款应用程序全部从手机中删除。然而，由于五个平台都已逾期，这仍然会在他的个人信用记录上留下不良的痕迹。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征信机构对于个人不良信息的存档时限，应从不良行为或事件结束之时开始计算，共计5年的时间。

安茜的境遇并不乐观。身为80后，她不仅要照顾年迈的父母，还要抚养年幼的孩子，无人能够为这对夫妇提供坚实的支持。一旦他们背负起债务，整个家庭的根基便开始动摇。

2024年新春之际，他们共同怀抱梦想、倾尽积蓄创办的企业终究走向了注销。接下来的一年，这对夫妇不懈地寻找工作以偿还债务。起初，鉴于月薪仅三五千元的文职职位难以填补巨额债务，安茜的丈夫渴望重新投身于过往的行业。但遗憾的是，房地产行业行情低迷，即便有管理职位空缺，招聘条件也严格限制在30岁左右。随后，他对行业、职位以及薪资等方面已不再有任何特定要求，然而，雇主们仍旧倾向于寻求“年轻”的员工，并对他的选择表示疑惑，质问为何他已近四十岁才萌生转行的念头。

成为网约车司机？他们名下曾拥有一辆“尚可”的车辆，然而那辆车早已被卖掉用于偿还债务，剩下的车辆也已超出了平台规定的车龄上限。若去租车？虽然看似门槛不高，但细细算来，实际上更像是为他人养车。再购置一辆新车？资金从何而来？难道要远赴他省甚至出国打工？不仅启动资金难以筹集，而且又怎能兼顾照顾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安茜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职业空窗期间，他们俩不得不依赖兼职来维持生活。丈夫在一家本地的生鲜电商平台上担任分拣员，每小时能赚到的薪酬大约在十到二十元之间。而安茜则在某物流服务公司担任外包客服，她需要自行在平台上抢接听任务，尤其是在高峰时段，竞争尤为激烈。客服的薪酬通常是按照成功接听的通话次数来计算的，即便她一天能抢到两到三个小时的接听时段，一个月的收入也难以超过一千元。

起初，安茜会主动与借款方取得联系，如实告知自己家中的经济状况，并希望能获得还款期限的延长（注：即债务到期时，债务人与债权人协商，将原定的还款期限进行延期）。相比之下，银行在沟通上更为容易达成共识。在2024年，安茜的房贷逾期后，她曾与负责贷款的国有银行协商，成功签订了为期半年的展期协议，前提是在展期结束前必须将所欠的本金和利息全部还清。小额贷平台的情况则截然不同，要么是难以寻觅到负责对接的人员，要么是客服承诺会给予回应，然而紧接着就会被大量的催收信息所包围。

若非关闭手机，每小时便会有二十至三十个来电，号码各异，通话者亦不同。其中，有人态度和善，提醒话语颇为温馨；然而，也有人言辞粗鲁，甚至询问是否告知了父母，是否知晓子女就读的学校，甚至威胁若不还款，次日便会登门。鉴于两位老人患有高血压，他们当时并未透露这一情况，只能恳求催收人员考虑到老人的健康状况。然而，对方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不久便强行打开了老人的房门，要求核查房产。

与债务相比，兼职所得微不足道。安茜的配偶仍在积极求职东莞万江律师，然而暴力催收的威胁如影随形。“令人费解的是，一旦你找到工作，催收电话便会迅速转至公司前台，工作机会可能就此泡汤。欠债还钱固然天经地义，然而问题在于，当我每日饱受电话骚扰、生活难以维继，甚至因此失业，又怎能偿还债务呢？”不久之后，这对夫妇俩一同更换了他们的电话号码，从而在催收者的视野中变成了那些“有意逃避联系”的债务者。

在广州购置的住宅，现由父母居住，并已作为抵押物。位于佛山的自住房产亦已挂出出售信息，尽管已全额偿还了七年的房贷，但鉴于无力继续偿还，安茜并未坚持保留。若在附近租房，月租金大约3000元，仅为房贷的三分之一。然而，自2024年1月挂牌以来，该房产已多次降价，但由于房源过剩，前来参观的购房者却为数不多。这套房产是家中唯一可以转换为现金的财产，当初的购买价格为220万元，然而近期同一区域类似类型的房屋交易价格已经降至160万元，这一价格比安茜心中预期的最低价还要低出至少20万元。

更让她感到忧虑的是，那为期半年的展期在两个月前就已经结束了，她至今仍无力偿还贷款。一旦银行拒绝再次延期，她的房子就有可能被收回并公开拍卖。而法拍房的价格往往比市场价要低。到了那时，她和丈夫不仅可能需要补齐剩余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差额，还得承担评估费、执行费等额外的开销。因此，安茜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半年的倒计时，如果到了最后工作状况仍旧没有改善，她可能不得不忍痛出售房产。

丈夫若未涉足创业领域，情形或许会有所不同？安茜曾心生怨气，然而经过深思熟虑，她发现那些看似各走各路的抉择，实则最终殊途同归。既然命中注定要经历这样的磨难，她只能选择坚强面对。众多借款人并非有意拖欠，其中不少曾是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他们曾积极投身创业，为国家的GDP和就业率作出过贡献。我们渴望拥有生存的余地，得以正常地工作，辛勤劳作以偿还债务。生命必须继续，若你离世，孩子如何自处？老人又该如何？四十岁正值人生盛年，难道就没有翻盘的可能吗？总该还有一线生机吧。

2025年2月底，江苏银行连续发布四则个人不良贷款转让公告，此消息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公告显示，这四批不良贷款均源自个人网络贷款产品，未偿还的本金和利息总额约为70.9亿元，涉及的借款人数量接近33万户，借款人的平均年龄大约为38岁。

所谓的“债务优化中介”误导负债者，诱导他们通过抬高房价的手段来骗取银行的住房按揭贷款，更有甚者，他们甚至伪造经营资质以骗取经营性贷款，结果导致债务非但未减少，反而愈发膨胀……（卢俊杰/图）

“救命稻草”

近年来，王敏律师在金融机构合同纠纷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处理经验。她担任四川明之鉴万江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该所的服务对象包括我国国有五大银行的众多客户。

为了不断提升资产质量水平并迎合金融监管的规定，银行必须有序地推进不良资产减量工作。根据2023年颁布的《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金融资产被划分为五个风险等级——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其中后三个等级共同构成了不良资产类别。《办法》中明确指出，金融资产一旦逾期，其分类至少应提升至关注级别；若逾期时间超过九十日，则至少应被划分为次级或可疑类别；而逾期时间一旦超过三百六十日，则必须被归类为损失类别。

一旦逾期情况出现，银行将首先采取短信、电话等方式，尽其债务催收职责。若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催收仍无成效，金融机构便会委托律师事务所，进而启动法律追偿的程序。

王敏通常接手的案件，其逾期时间大多已超过九十天。比如，以房贷为例，银行在当季设定的清收目标若为1000万元，律所同期代理的案件总金额往往远超这个数字，目的在于预留出一定的操作空间。万江律师有权自主决定先处理哪些容易收回的案件，以及采取何种手段帮助银行达成清收目标。王敏这样解释道。

个人贷款案件涉及金额较小，但数量众多，情况复杂，执行起来颇为困难。基层法院在诉讼资源上存在局限，既要面对结案率等审判质量与效率的考核指标，还需考虑社会稳定因素。因此，个人贷款逾期案件的立案往往需要排队等候处理（注：即便是信用卡逾期，有人需等待3年才被提起诉讼，而有些人仅仅90天后便收到了传票）。因此，在正式发起诉讼之前，万江律师会首先展开诉前谈判，其目的是为了达成一个双方均能认可的调解协议。

王敏在处理债务问题时，若债务方在协商中仅将责任归咎于外部因素并拒绝承担责任，那么双方很难达成共识，后续很可能直接进入诉讼程序。相反，若借款方愿意积极沟通，并且确实有偿还债务的意愿，尽管可能因为内外部原因暂时面临还款难题，万江律师在核实情况后，会建议借款方首先尝试解决逾期款项问题。这成为后续协商方案（包括延期还款、分期还款、酌情减免部分利息或滞纳金等）的基础。一旦贷款出现逾期，银行系统便会自动进行利息和罚息的计算，并生成相应的账单。部分银行规定，客户必须按照系统显示的金额，全额支付利息和罚息，方可消除逾期记录。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流程是无法通过人工手段进行修改的。

在协商阶段，还款能力的重要性远超还款意愿。王敏明显察觉到，近几年来，众多借款者的还款能力有所下降，导致协商成功率降低。以房贷为例，在2017至2019年间，房价上涨速度较快，一旦启动万江律师函或进入诉讼程序，借款人便会迅速露面。他们具备偿还能力，但种种原因导致了还款逾期。近两年来情况有所变化，众多当事人显然无力偿还债务。银行调整还款计划的初衷在于减少再次违约的可能性，然而，若当事人连最基本的还款能力都不具备，那么银行为其制定的延期还款或债务重组方案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王敏这样说道。

若无法签署有效的合同，银行将依照法律程序提起法律诉讼，借款人可能会遭受财产被强制执行的处罚，甚至被列入限制高消费人员名单等法律制裁。在现今的市场环境中，一些机构正是利用了债务人对于逾期后果的恐惧和回避心态，以“债务咨询”、“法律援助”、“信用修复”等名义收取高额的服务费用，这无疑会进一步增加债务人的经济压力。

在向双亲坦白之前，苏鹏经历了一番激烈的内心斗争。他曾在百度上输入“债务处理”这一关键词，从众多搜索结果中挑选了一家标有“律师事务所”字样的机构。添加了销售人员的微信后，对方向他展示了过去的成功案例，并为他量身打造了一套“债务处理方案”。

当时，苏鹏正遭遇着大范围的还款逾期，心中慌乱不已。就在这时，一位自称“专业人士”的人伸出援手，不仅答应代为处理催收电话，还与平台协商达成“减免利息，仅偿还本金”的方案。这对他来说，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而这根稻草的代价是15000元（注：该服务费为欠款总额的4%，而不同机构的报价可能更高，有的甚至达到8%或10%）。依据既定协议，该款项将分三个阶段发放；在对方整理完毕相关文件后，苏鹏需先支付一笔预付款；进入协商环节时，再支付第二笔款项；若项目顺利“达成”，则最终结算剩余的款项。

杨丹，任职于北京市盈科（南京）万江律师事务所的万江律师，已从事法律工作四年。她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专业领域涵盖劳动争议、婚姻家事等。在业余时间，她还专注于债权债务等研究方向，并在社交媒体上与公众分享相关知识和见解。（信息来源：受访者提供，图片同）

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效率极高，在收到首笔款项的第三日，便传来了“协商达成”的证明——一段时长约30秒的录音。苏鹏惊喜不已，迅速付清了剩余款项。然而，在冷静下来后，他突然察觉到，录音中仅有一方询问了欠款状况，并未涉及任何实质性的协商成果。他急忙联系平台客服，希望了解是否有新的还款方案，但客服告知并无任何协商记录。

苏鹏立刻与“律所”取得联系，对方信口雌黄地声称，没有相关记录纯属正常现象，因为他们是与平台资方直接对话，所以根本无法提供更多证据。苏鹏心中顿时感到一阵寒意，意识到自己已经上当受骗。

当时债务已经全部逾期，他不得不鼓起勇气直接与平台客服进行对话，保证在指定时间内一次性归还本金，并期望对方能够免除部分利息。所幸的是，在提交申请后的几天里，他的请求得到了顺利批准。紧接着，他又开始逐一与其他贷款平台进行协商。经过多次尝试，他发现似乎并不存在哪个人去洽谈或使用何种特别的话语技巧能够提高成功率，这种差异与不同平台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紧密相关，有的平台几乎不提供任何余地；而有的平台则只要你能够迅速归还本金，就愿意提供解决方案。

在王敏看来，不同平台确实可能存在政策差异。

以银行为例，银行会按照一定的周期（比如每个季度或半年）对不良贷款的拨备覆盖率及不良贷款比率进行核算，并基于当期的盈利状况、监管规定、资产质量压力等多种因素灵活调整其策略。随后，总行会依据各分行或支行的具体不良贷款状况、过往风险记录以及当地经济环境等因素，合理分配拨备任务。

银行若发现当期的不良贷款比率相对较低，往往在协商过程中表现出的积极性不强；然而，对于那些确实面临困境且真心寻求解决方案的客户，银行仍会考虑提供一定的债务重组措施；相反，若不良贷款比率承受较大压力，银行为了迅速降低不良贷款指标，便会倾向于实施更为主动的协商手段，力求“应收尽收”。

王敏认为，苏鹏之前所联系的所谓“律所”很可能实际上是一家“皮包公司”，而所谓的“万江律师”可能连执业证都没有。他们似乎是在赌概率。有时银行恰好有这项政策，他们便能从中获利；如果银行没有，他们可能会引导客户进行垫资。实际上，债务人自行沟通并提交相关材料，只要审核通过，也能得到帮助。垫资所需费用远超债务人若通过正规途径与金融机构直接洽谈所能承担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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