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司法领域：涉案财物处置问题及对物之诉探讨？

东莞万江律师获悉

在我国刑事司法体系中，涉案财物的处理显得尤为关键。这种诉讼形式，即刑事对物之诉，主要针对涉案财物，旨在通过法律程序判断其与犯罪行为是否存在关联，以及确定其所有权归属，并最终作出相应的处理。这一诉讼类型与针对犯罪嫌疑人的对人之诉有着本质的不同。在2012年刑法诉讼法的修订过程中，特别增加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这一章节，这标志着刑事对物之诉正式成为一项独立的司法制度。然而，在司法操作过程中，由于缺少统一且细致的规则，导致涉及案件的财物处理流程未能充分发挥其效能。鉴于此，作者计划从刑事对物诉讼程序的理论分析入手，明确其核心证明内容，并研究如何提升刑事对物诉讼的证明标准。

对刑事对物之诉的程序进行理论剖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一诉讼类型根据被告人是否介入诉讼，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首先，是被告人未出席的刑事对物之诉。其中，2012年刑法诉讼法修订后所增设的独立没收程序，以及2018年修订的刑法诉讼法中确立的缺席审判制度中涉及的财物处理环节，虽然程序性质各异，但它们的核心目的都是要核实涉案财物与犯罪之间的关联性。二是涉及被告人参与的刑事诉讼中的财产相关诉讼。由于被告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有参与，这类财产诉讼往往与针对个人的诉讼紧密相连，并在对被告人定罪量刑之后，对相关涉案财物进行后续处理。检察机关依照法律程序，可以提出追回、没收被告人非法所得以及其他涉案财物的诉求，并由法院进行裁决。

追缴流程的性质特点。这一流程具有程序属性，包括司法机关所采取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财产保全性强制措施。其核心目的是通过控制与追索被告人的非法所得，以阻止财产的转移或消失。追缴过程并不涉及对财物最终归属或处理方式的实体判决，其焦点集中在实现“追回”这一行为上。

被查封的实质核心资产。查封行为针对的是具有实体性质的财产处理，其范围仅限于两类财产，分别是违禁物品和用于犯罪的个人财产。这些财产要么因其本身的非法属性（违禁物品），要么因其与犯罪活动工具的关联性（用于犯罪），其原有的所有权关系遭到了法律的否定性判定。

司法机关要求犯罪分子退还非法所得，并对其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这构成了两项主要任务。退赔行为要求犯罪分子将非法所得归还给受害者；如果原物无法找回，则需用等值财产（包括合法财产）进行赔偿。这一行为的核心目的是恢复因犯罪行为而受损的财产秩序，并弥补受害者的损失。退赔的财产范围可以包括犯罪分子的合法财产，从而增强了救济和补偿的效果。

刑事对物之诉程序中，关键的证明目标。此程序之证明重点，是核实涉案财产的所有权状况以及其与犯罪行为的本质联系，以此为追缴、没收违法所得、违禁品或责令退赔提供事实依据。依据刑法第64条的规定，涉案财产主要包括以下三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违禁物品以及用于犯罪的个人财产。在考察刑事案件中涉案财物的所有权问题时，可以发现不同类型的涉案财物其所有权状况不尽相同：首先，对于非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其所有权原则上应归还原合法所有者，即通常所指的受害者，这种所有权不会因为犯罪者的非法占有行为而改变，而追缴和退赔的目的就是为了恢复原状。其次，对于违禁品，这类物品是法律明确禁止持有和流通的。由于它们本身具有违法性质，其所有权因此被否认，任何未经授权的持有行为都被视为非法。第三，涉及的犯罪所需物品仅限于被告人个人财产。这些财产可细分为两类：一是构成犯罪要素的必需物品，即犯罪行为中不可或缺的财物；二是用于实施犯罪的工具，即执行犯罪活动的物品。在司法操作中，非被告人所有且涉及犯罪的财物通常不予没收，除非法律有特殊规定。

对涉案财物与犯罪行为之间关系的证实，是处理相关刑事涉案财物的基础条件，然而，由于程序的不同，证明的方式也有所区别：在被告参与诉讼的过程中，检察院一般会在起诉书中同时提出对被告的定罪和量刑要求，以及对涉案财物的处理建议，而法院则通常在判决定罪之后对涉案财物的处理作出决定；而在缺席审判程序（包括独立的没收程序）中，检察院可以依据已查明的犯罪事实和财物关联证据，直接向法院提出对涉案财物进行追缴、没收或要求退赔的申请，无需先对被告进行定罪。

在探讨如何优化刑事对物诉讼的证明标准时，我认为，应在现行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寻找适宜的参考依据，并充分考虑其特定的价值追求和诉讼特性，从而构建一个系统化、分层次的证明标准体系。

首先，依据对人的诉讼，确立总体准则。在针对物品的诉讼中，关键在于财产的处理。如果照搬对人的诉讼中“事实明确，证据确凿、充分”的最高证明要求，可能会导致诉讼过程延长，给当事人和司法机关带来额外负担。因此，针对物品的诉讼在总体上应与定罪标准有所区别，且通常应低于后者。

其次，在借鉴民事诉讼的基础上，需留意控辩双方在能力上的不同。显然，民事诉讼所采纳的“高度盖然性”原则，即优势证据标准，对于解决财产权属纠纷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需注意的是，在刑事对物诉讼中，被告或相关利益方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取证能力与控方相比存在显著差距。因此，在参考民事诉讼的证明原则之际，务必清晰认识到检察机关所肩负的证明义务，其证明的标准应当明显超越仅凭“优势证据”的要求。

第三，依据证明对象的层级划分，设立有区别的评价准则。在执行职责过程中，检察机关必须精准地关注以下两个核心环节：

证明涉案财物的所有权归属，是进行财产处置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和根本要求。因此，有必要设定较为严格的证明要求，以此来彰显对财产所有权的尊重和重视。考虑到权属证明往往包括书面文件，如合同、登记和票据，这些文件具有可追溯性，然而也可能引发复杂的权属纠纷。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一个介于定罪标准和民事优势证据标准之间的“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明标准，或者称之为“排除重大疑问”的标准。这意味着检察机关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以使裁判者确信权属状况上不存在任何重大的合理争议。

涉案财物与犯罪事实之间的实质性联系是处理涉案财物的关键凭证。这一证明过程分为两个阶段：首先，需对财物的性质进行确认（如判定为非法所得、收益、犯罪工具或违禁品），这是整个证明过程的基础。在常规诉讼程序中，鉴于已有定罪依据，可以采用“高度可能性”这一标准。在独立没收或缺席审判的程序中，检察机关在证实相关问题时，其证明标准应当适当提升，力求接近甚至达到“明确且具有说服力”的程度。接下来，需对涉案财物与具体犯罪行为之间的关联性进行论证，这涉及到证明某项特定财物系源自或服务于某一特定犯罪活动。这一环节的证明相对复杂（例如，赃款可能被混同），因此，宜采用“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设定过高的“排除合理怀疑”门槛并不现实，而将此门槛定得太低又可能引发对合法财产的错误处理。检察机关必须建立起一套全面的证据体系，确保财物与犯罪行为之间的联系达到极高的可信度。

第四，依据诉讼的不同阶段进行划分，对证明标准进行灵活的调整。在刑事对物诉讼中，每个阶段的程序结构和面临的风险都有所不同，因此证明标准也应当随之变化。同时，检察机关在不同阶段所承担的证明责任也有所区别：，

在案件审查初期，为满足诉讼程序的保障需求，检察机关在决定对财产进行查封、扣押、冻结，尤其是进行先行处置时，其初步判断的责任至少需达到“相当理由”或“合理根据”的级别，这意味着必须具备充分的证据来表明该财物极有可能与案件相关，并且有必要采取保全或处置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启动相应的程序。

审判过程中，必须确保诉讼结构的完整性。在被告出席庭审的情况下，鉴于犯罪事实已被定罪确认，对于涉案财物的性质及其与案件关系的证明，与审前阶段相比，对基础事实的质疑范围显著减少。因此，在检察机关对财物处理问题进行证明时，可以采用略低于审前阶段但高于民事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在独立没收程序中，由于被告人未能出庭进行质证，检察机关在证明涉案财物的性质及其与犯罪之间的关联性时，必须采用比一般对席程序更为严格的证明标准，以此来补充程序保障方面的不足。

作者担任四川省乐山市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职务。该文是最高人民法院在2024年启动的司法研究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在研究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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