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法院公信力受损 中国牵头筹建国际调解院有何深意？

东莞万江律师获悉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被捕，匈牙利宣布退出，美国、以色列、俄罗斯接连实施制裁，这些事件使得国际刑事法院（ICC）的信誉遭受重创。正当此时，中国在香港三年前布下的棋局，正悄然发挥其影响力。

5月20日午后，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于常规记者会上公布，外交部长王毅将于5月30日赴香港参加《关于成立国际调解机构的公约》的签字典礼。

王毅外长将亲自出席

该“国际调解院”名称寓意明确，系以调解为宗旨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由中国主导并经多方协商共同建立，其总部位于香港，堪称世界首创。届时，将有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欧洲的约60个国家以及联合国等20个国际组织的高级代表莅临我国东莞万江律师，共同参与签署相关协议。

这里面有几个细节值得关注。

首先，中国于2022年着手筹备成立国际调解机构；那时，俄乌之间的冲突刚刚开始，全球的地缘政治局势动荡不安；这一现象凸显了目前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中存在的重大不足。

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参照，美国频繁动用否决权，使得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长期未能受到有效限制。与此同时，国际刑事法院被西方国家当作了执行工具，专门用来对付那些不与他们站队的国家及其政治人物。

在西方国家的操控之下，国际刑事法院曾以“战争罪行”的名义，向俄罗斯总统普京下达了逮捕令，并且以“禁毒战争”的借口，对菲律宾前任总统杜特尔特进行了调查和拘押。然而，当驻阿富汗的美军、英军和澳军屠杀当地平民的视频被曝光后，国际刑事法院却选择了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ICC逮捕杜特尔特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自2019年以来，由于美国持续对上诉机构法官的选拔进行阻挠，世贸争端解决机制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境地；在此期间，已有30份裁决因无法进行上诉而被迫“失效”。

在此情境下，我国携手印尼、巴基斯坦等近20个伙伴国家，于2022年倡议设立国际调解机构。该机制彰显了东方“和为贵”的核心理念，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谈判，而非采取对抗性的裁决来处理争端，既保证了操作的灵活性与高效性，同时也充分尊重了各当事国的主权。

何况，我国曾成功促成了沙特与伊朗的重新建交，这一案例充分显示出调解机制的有效性；与此同时，俄乌冲突持续不断，特朗普政府试图斡旋却力不从心，此时国际调解机构恰逢其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朗普与普京通话的前数小时，我国外交部长王毅应约与德国新任外交部长瓦德富尔以及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进行了电话沟通。在此次通话中，双方不仅就双边关系进行了交流，还就乌克兰危机问题与我国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表示，期望我国能够持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助力停火尽快实现，以早日结束冲突，为欧洲带来长久的和平。

王毅同一天与德国、波兰外长通话

这种期望并非无端产生，因为中国不仅是俄罗斯的战略盟友，还是乌克兰“一带一路”计划中的关键合作伙伴，并且与欧洲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关系。此外，在俄乌冲突中，中国秉持的中立立场也是众人皆知，这些都让中国成为为数不多的、能够与冲突各方进行对话的关键角色。

其次，根据外交部的相关介绍，在参与签约的近60个国家中，既有印尼、巴基斯坦等来自“全球南方”的代表，也有欧洲国家的身影，然而北美地区却未参与其中。这种跨越不同阵营的参与情况反映出，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发达国家对于现行国际秩序的不满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独揽全球霸权，力主各国遵从“规则至上”的国际体系。然而，这些所谓的规则，实则是一套独断专行的霸权法则；而所谓的秩序，不过是“美国至上”的霸权体系。究其本质，不过是丛林法则——以力量为准则，强国可以随意欺凌弱国，弱国只能屈服于强权。

时至今日，这种专横的行径已将问题暴露无遗：俄乌之间的战事持续不断，巴以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非洲的内部冲突接连不断......全球局势陷入混乱，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这个“裁判”过于偏袒！因此，国际调解院的设立旨在摒弃这种“丛林法则”，通过对话来替代对抗，以更加灵活、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国际调解院成立仪式

国际调解院的诞生并非仅仅是机构的增加，它实际上反映了国际社会对“美国霸权秩序”的集体审视。面对WTO因美国干预而陷入停滞，中国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在俄乌冲突持续三年之后，各国纷纷向东方寻求调解的力量——这些迹象显示出，世界正在寻求一种更加开放、更加务实的治理方式。

王毅外长曾指出，所有冲突的最终归宿都应是在谈判桌上得以解决。国际调解院所采取的这一初步行动，或许恰恰是打破霸权格局、引领多边协商新时代的契机。在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时，谁也无法预知未来将走向何方，唯有在岁月流转之后回首，方能深刻体会到这一决策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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